種地堅持“六不用”——不用化肥、農藥、農膜、添加劑、除草劑、轉基因，有了老鼠就養貓、有了蚜蟲養瓢蟲、土壤硬了養蚯蚓，養了兩只鴿子，因為迷人的農場風光，拐來一群鴿子……這些趣事兒都發生在弘毅生態農場。

“農場主”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與生物圈中國國家委員會原副秘書長、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博士生導師蔣高明。在科技時代，這個叫“高明”的博導，如此“復古”，意欲何為?

2006年7月18日，蔣高明帶領一支由十多個人組成的科研團隊，來到山東平邑縣蔣家莊村，承包了大約40畝低產田，創辦了生態農業的試驗田，取名為弘毅生態農場。8年來，弘毅生態農場仍在“瘋狂”地實踐著“借自然之力恢復自然”的理論。如今，農場客戶遍布大江南北，包括臺灣、香港以及國外駐華機構等。

“原始”農場

山東省平邑縣蔣家莊，是沂蒙山腳下的一個普通村莊。村西頭一處高墻圍起的院落，掛著醒目的牌子——弘毅生態農場。麥收剛過，院子中間是剛剛收獲的麥子，顆粒飽滿。

“今年我們小麥大豐收，院內高產攻關田實打驗收產量高達1127斤/畝，小區測產理論產量為1151斤/畝。”弘毅農場從事有機產量綜合攻關技術研究的博士生劉海濤告訴《中國周刊》記者，“這是我們堅持用‘六不用’技術后，有機小麥首次突破千斤大關。比普通小麥高二三百斤呢。”

院子的另一側，60多歲的蔣建武老漢在牛舍里忙著喂牛。“這牛啊，吃的是秸稈，牛糞又成了肥料用在田地里。養這樣一頭牛，我們凈利潤就能達到3000元呢。”

那么，為什么采用“六不用”法種地呢?蔣高明說：“現代農業模式下，除草劑、殺蟲劑等在農業上越用越多，但并沒有從根本上控制害蟲和雜草，反而把有害部分留在土壤、空氣中，大大減少了野生物種和鄉村生物的多樣性。”

從2008年起，弘毅農場開始使用誘蟲燈。“剛開始時，每盞燈害蟲捕獲每晚最多9斤，如今蟲子少了，每晚捕捉不足1兩了。”蔣高明說，“真正的有機農業應是環保的。不用化肥、農藥，就是要從源頭上倒逼農藥、化肥廠關門。”

2010年，弘毅農場遭受鼠害。老鼠猖獗時將學生的實驗樣品都啃食掉，一些老鼠還跑到農場工作人員宿舍，嚇得女生不敢睡覺。“我們曾經采用放老鼠藥、老鼠夾等辦法，但收效很小。老鼠自然繁殖能力超強而且不易上當。我們轉變戰略，引進了四只貓。這些貓晝夜巡邏，斬獲頗豐，鼠害基本解決了。除貓之外，連農場的狗也幫著抓老鼠，盡管它們不吃老鼠。”

還有一次，蔣家莊農田受到蚜蟲威脅，那些噴農藥的田地受害最為嚴重。而弘毅農場因有大量瓢蟲，少量蚜蟲很快就“被降服”。

“更有趣的是，我們曾養殖了兩只鴿子，不久變成10只，那8只是被‘拐來’的。真不知道鴿子用的什么招數拐跑了人家的‘良家婦女’，可能是我們的農場風光吸引了它們吧。”蔣高明笑道。

“8年過去了，這塊原本的荒地，脫離了化肥、農藥等騷擾，飽受畜糞滋潤，再兼有蚯蚓松土，土壤有機質含量已由原來的不到0.7%，提到了現在的2%。在有機果園，40厘米厚、1平方米的土壤里面，我們測量發現有四五百條蚯蚓，而周圍果園里最多的只有十幾條，有的一條都沒有。”

服了，富了!

蔣高明團隊包下這40畝低產田的時候，年承包費260元。“當地農民110元每畝都沒人承包。”

蔣高明至今記得當時剛回到老家建農場時鄉親們的議論，“真不知高明咋想的，為啥跑來以高價錢包下這些地。讀書多了讀傻了。再說種地還不用化肥、農藥?他究竟是要干啥呢?”

今天，看到這些田地高產、環保還改善土質的現實后，鄉親們徹底服氣了，來農場學習養牛、生態種植的人越來越多。弘毅農場科研人員還免費給農民安裝誘蟲燈(該燈已申報兩項國家專利)，并毫無保留地傳授經驗。

現在，弘毅農場養了200多頭牛，其中母牛80多頭，每頭基礎母畜純利潤高達5000多元，而且牛糞還可以用作肥料。村支書蔣勝利等人也紛紛加入到了“養牛大軍”中。

“以后，我們不焚燒秸稈了，留著喂牛了。變成牛糞后，再推到田里作肥料。省了錢還少了污染。”

“今年，我們準備讓更多鄉親嚴格按照我們的方法種地。種出來，我們以市場價3倍回收，或者他們也可以到農貿市場去賣。這樣種一畝地，毛收益大約6萬元左右。”蔣高明說，“除我們這40畝做科研的試驗田外，加上鄉親們主動嘗試的田地，已有700多畝地嘗試搞起了綠色種植，而整個村的地也不過1000畝左右。”

現在，農場里除了種植玉米、小麥、大豆等作物，還種有蘋果、韭菜、藕等果蔬，也養了牛、豬、鴨、雞等禽畜，經濟效益獲得了大幅度提高。“以鮮蒜為例，普通的也就是7毛每斤，我們9元每斤;面粉、普通的花生米3元每斤，我們是28元每斤……”

目前，弘毅農場一年的純利潤預計在50萬元左右。產品除了一部分是自己食用外，其余均外銷。外銷主要有兩種方式：一是通過北京安和四季綠色食品聯盟和一些通過口碑獲得的固定客戶進行銷售;二是通過淘寶等網銷渠道。“由于是純天然有機食品，2010年，美國駐華大使館還來買過我們的藕。”

不屑“認證”

“優質安全農產品不是認證出來的。”蔣高明說這話時，多少有些無奈。

“現在進行認證，一個產品就要兩萬元左右，而且每年都做，我們農場那么多作物、蔬菜、禽畜，這樣一年就得花掉幾十萬。意義有多大?科學性又有多大?再說認證的成本費最后不還是都加到了消費者頭上了嗎?”

而不認證的話，又如何被消費者認可?

“幾年前，我們的牛做過一次有機認證，但并沒有按照有機價格賣出去。后來，我們不拿那個冤枉錢去做了，現在客戶也沒少，口碑也沒降低嘛。”

“中國的有機食品和綠色食品的認證都是收費的，收費標準不合理。其中有機認證是由各認證公司來做的，是商業行為。盡管認證的是國家標準，但是，這個國標是由企業個體判斷的。由于認證公司要生存，進行的又是靜態認證，對最終產品缺乏動態監控，所以，難以讓消費者認可，反而增加了誠信成本。”蔣高明說。

蔣高明曾經到一些獲得有機認證的企業考察，發現“他們的蔬菜園或作物種植園，并沒有充足的有機肥供應，僅從市場上買一些高價的有機肥。從其有機食品產量上看，似乎很難實現零化肥生產。病蟲草害也沒有相應的技術措施，怎么保證零農藥生產呢?但是他們能夠有底氣向消費者顯示的，就是有有機認證證書。大企業可能不在乎那些認證費，但對于生產真正有機食品的小農戶，由于出不起認證費，可能就會被排斥在外了。”蔣高明說。

在他看來，有機和綠色產品如果要認證，先要保證科學性。“認證權力必須收回國有，認證員是公務員，他們的權力也必須得到監督。其個人待遇是因其公正的業績來決定的，而不是由其認證費用來決定的。全國認證機構就那么幾十家，所有從業人員不過幾千人，政府還是完全有能力提供這些就業的。”

“農補”之惑

“搞生態農業會餓死人”“不打農藥會絕產”“不上化肥會減產”“不打農藥會減產70%”……弘毅農場創立之初，類似觀點不絕于耳。如今，農場的經濟效益和環境效益逐漸凸顯，這些論調也隨之淡去。

“聽說農業部已經準備建218個農業生態示范點。國家還想用30年時間，在全國推廣300個生態示范縣。這說明國家現在已經開始扶持生態農業了，但是力度仍然不足。我們的農場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但因宣傳力度不夠等原因，政府對生態農業的支持仍不足。”蔣高明說，“中國政府針對有機農業的研發經費的投入，相對于對轉基因的240億而言，幾乎為零!農資漲價、大量進口糧食、惠農資金被層層截留、科研與生產嚴重脫節，嚴重挫傷了農民種糧積極性。”

蔣高明也承認，“不能說國家對農業扶持力度不夠”，國家每年下撥1萬億的農業補貼，地方上每年也有1.5萬億的農業補貼。“但是都花到了化肥、地膜、農藥和種子上了，在生態農業上的補助上太少了……”

蔣高明主張，“國家應該把補貼多花到生態農業上，對農藥、除草劑等不再補貼，讓它們完全市場化。這樣，價格上去了，農民用的量就少，甚至不用了，轉而會采用牛糞作肥料了。生態等上去了，食品也就安全了。”

蔣高明向《中國周刊》算了一筆賬：“生態農業是生態循環型農業。如果一家6口人有6畝地，一畝地一年就可以產2000斤糧食(兩季)，夠6口人吃一年了(目前中國人均糧食200斤)。其余5畝還可以種蔬菜等賺錢。中國有18億畝耕地紅線，用其中6億畝低產田發展生態農業，就可以養活6億人，余下的可供應1億人吃。這樣，7億人口都吃上有機、綠色的食品了。而現在，中國吃有機食品的人連1%的人都不到……用生態學的方法，中國的化肥廠至少能關掉50%，農藥廠至少能關掉80%，這樣江河湖泊都干凈了，因污染帶來的疾病也少了。”

“生態農業或有機農業到了該政府多看一眼的時候了!采取行之有效的辦法，提高農民的種糧積極性，用地養地，實現‘耕者有其利’，則中國糧食完全可由中國人自己說了算。”蔣高明嘆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