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安倍晉三(ShinzoAbe)近來呼吁企業在董事會中至少為女性留有一個席位，此言突顯出日本業界中女性的稀缺程度。即便是在歐洲和美國，女性在董事會中也只占很小比重。

盡管這一性別比例的頑固失衡令人沮喪，但人們很容易忘記的一點：女性的參與在很短時間里就徹底改變了職場的面貌。當然，女性很早就已進入業界，而且并不總是作為體力勞動者存在。19世紀，在丈夫因傷臥床不起、無法繼續監造紐約布魯克林大橋(BrooklynBridge)之后，埃米莉?沃倫?羅布林(EmilyWarrenRoebling)完成了大橋的監造工作。

在20世紀的歐洲和美國，在女性進入職場方面，出現了一些重大進展。一些國家開始賦予全部婦女選舉權，一戰的爆發又讓女性有機會進工廠。20世紀20年代的巨變，還掃清了女性就業的很多文化層面的阻礙。

這種趨勢受到過一些干擾，比如美國發生的大蕭條(Depression)，但女性就業人數仍在二戰期間達到史無前例的水平。不過，直到20世紀50年代，英國和美國業界仍堅持“結婚退職制”(marriagebars)，要求女性在結婚后立刻辭去工作。英國外交部直至1972年才終止“結婚退職制”。

共產主義革命徹底改變了女性的地位。在推動中國經濟實現現代化的努力中，毛澤東意識到，若想讓足夠多的女性成為勞動力大軍的一份子，就必須堅持男女平等。而在俄羅斯，最理想的無產階級女性就是勞動婦女。

近期的研究發現，商界女性能給職場帶來一些與男性截然不同的風格和做法——比如她們善于以更穩健的步伐推進工作，更有能力維持復雜的關系網，而且更能夠利用這些關系促進參與和權力分享。

但企業依然很難提高女性在高級崗位上的占比，亞洲尤其如此。咨詢公司麥肯錫(McKinsey)自2007年以來就在追蹤全球職場中女性所擔任的職位。追蹤結果顯示，在10個亞洲市場中，女性在董事會中平均只占6%，而歐洲和美國的這一比例分別為17%和10%。

一些國家正在考慮的配額制引起了激烈爭議。這是因為，盡管多數人都認同企業有必要實現性別比例平衡，但說到究竟應采取何種策略來實現這一目標，人們還遠未形成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