吵吵嚷嚷的2016 巴塞爾鐘表展一號館旁，是有點冷清的二號館，這里容納了幾家沒有在主流市場伸開拳腳的表廠——說這里“冷清”也許真的算客氣了，真實情況是“蕭瑟”，鬧鬼古宅的那種蕭瑟。要不是走錯，我甚至都無法聽見這些在鐘表界舉目無親的獨立業者的悲號：貸款、產能、推廣、人脈、債務、廣告、現金流……鐘表之神給雨季中的小企業家們設下了重重埋伏。

顯然，這并不是一個春風撲面的時候，政治家們正在為全球經濟的前途吵得不可開交，通往新市場的通途又如此昂貴，握有權柄的老大們又太喜歡給商人看臉色。但這些苦難只屬于21 世紀嗎？我們不妨追憶一下偉大的先賢伏爾泰，且問問他是如何在為人類開蒙啟智之際，又成功經營了一家規模宏大的鐘表工廠，搞定了我們剛剛提到的所有問題。他的企業家名片并沒有哲學家名片那么顯眼，但是我們必須知道，下海做買賣的公知并不是只有羅永浩一人。

在18 世紀，把投資鐘表生意和哲學聯系起來并不是一件很難的事情。豐特內勒、西塞羅、笛卡爾都曾在學術爭論中以懷表作為比喻，以支持著名的“制表師推論”。這個推論將復雜而和諧的宇宙比作鐘表，它的幕后則一定有“制表師”——一個智慧的存在，比如上帝什么的。很有趣，伏爾泰打算親自來擔任這個制造鐘表的人。老頭把自己看成詩人和劇作家。他從來不認為自己是個經濟學家，但他絕對有這樣的潛力。他是少見的能把自己的資產打理得非常好的讀書人，你可以在他的著作中見到這種自夸：“文人中做到我這樣的極少。”

嗯哼。他的業務基地在法國與瑞士邊境的弗爾尼，其投資涉足農業、制革、制陶和房地產投資，及一家赫赫有名的絲織廠。但在1770年，76 歲的伏爾泰創辦了一家擁有1000 名員工的制表廠，一心要與頑固的制表中心日內瓦較勁。他將自由放任資本主義與計劃經濟的保護主義相結合，既瀟灑又蠻橫——或者這么說吧，他是個真正的法國人。

這位偉人為他的生意早已打下了積極的人脈網絡：哲學家讓·馬克·瓦什隆是他的密友，后者更著名的身份是江詩丹頓表廠的創始人之一；巴伐利亞選帝侯、巴拉丁伯爵卡爾·泰奧多爾則是伏爾泰的債務人，他至死都沒有償還欠伏爾泰的25 萬里弗，但幫伏總介紹了不少貴族朋友；俄國女皇葉卡捷琳娜則是大師的仰慕者，同時也是重要的客戶，她多次向伏爾泰發出巨額訂單，甚至為表廠進入奧斯曼帝國市場而動用了政府資源。

經濟學在18 世紀仍是一門很不受待見的學科。整個歐洲都虔誠于“有債必還，慎借慎拆”這樣的中世紀道德。但是伏爾泰卻認為負債是企業家的機會：“……這些債務甚至能促進工業發展，把儲蓄變成消費。”另一方面，伏爾泰也用自己精明的理財頭腦，迫使財務名聲不佳的符騰堡公爵一次次向自己借新債還舊債，最終光支付的利息就相當于借款額的三倍。這筆債務長時間維持了他商業事業的現金流。

通過他在貴族世界和歐洲政府中的人脈——他為自己代言，沒什么比這個代言人更好的了——他成功地將鐘表販賣至歐洲各國，甚至土耳其、突尼斯和中東市場。伏爾泰同時也是個極會做人情的家伙，從1771 年開始，裝載著弗爾尼鐘表特產的馬車就持續地向凡爾賽宮駛去，路易十五和他的嬪妃是它們的新主人，但是陛下從沒有為這些精美的貨物付款。作為交換，伏爾泰獲得了令人嫉恨的政策傾斜，以及“王室鐘表匠”的美名。對于生意經，伏爾泰并沒有留下太多著述，他已將這些秘訣實踐得很好；而對于時間本身，他卻如此啰唆：“世界上哪種東西最長又是最短，最快的又是最慢的，最能分割的又是最廣大的，最不受重視的又是最受惋惜的，沒有它什么都做不成。它使一切渺小的東西歸于失敗，使一切偉大的東西生命不絕？”不用理他，他就是一個好商人，無論他如何輕慢這個身份。伏爾泰先生，冷清的巴塞爾二號館想念你。

撰文：熊小默

時計，計時器的統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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