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年前，劉艷麗是一位漂亮迷人的年輕姑娘。然而一次工傷事故導致她頭部三分之二頭皮撕脫，美麗的姑娘失去了一頭引以為豪的秀發，取而代之的是頭上那觸目驚心的疤痕。從此，假發成為她遮蓋傷痕的“必需品”。
　　事故發生在1979年，當年，勞動部門就按規定做出了認定劉艷麗的傷害為工傷事故的處理決定，之后劉艷麗所在單位也對她每年購買假發的費用予以報銷。但隨著當地醫療保險制度的改革，從2012年起當地國有集體企業原有工傷人員的工傷待遇均由醫療保險機構統一支付，而“假發”并不在相關文件對于“工傷輔助器具項目”的規定當中。無奈之下，劉艷麗將醫療保險機構告上了法庭。從啟動行政訴訟狀告保險管理部門不履行行政給付法定職責，到向勞動能力鑒定部門申請鑒定要求佩戴假發；從配合醫療保險機構考查假發市場零售價格、確定給付金額，到建議修改工傷輔助器具標準，劉艷麗在維權的路上堅持不懈地努力著，最終為自己討得了基本的“美麗保障”。
　　晴天霹靂，
　　突如其來的工傷斷送了美麗
　　年輕時的劉艷麗濃眉大眼，身材高挑，特別是一頭烏黑油亮的長發更成了她的“標簽”。那一米長的大辮子，讓她在所到之處總是引來注目無數。
　　25歲時劉艷麗還沒有確定正式的戀愛對象，在那個結婚普遍比較早的年代，很多女孩子到了這個歲數未嫁，早就有了危機感，而劉艷麗卻不同。追求她的小伙子都能排成一個“加強連”了，她的心氣很高，暗下決心一定要找到一位各方面都優秀的男子相伴一生。
　　令劉艷麗做夢也想不到的是，1979年10月6日，正是自己那個人見人愛的大辮子結束了她對美好人生的憧憬。當天下午2點50分，時任東北某市臺秤廠團支部書記的劉艷麗到車間向工友李根生收取團費，當時李根生正在車床上操作機器，他一邊忙著車工一邊告訴劉艷麗：“我今天沒帶錢，明天再交給你”，不料就在劉艷麗轉身要離開時，她長長的辮子瞬間被車床光杠纏上，她“哎呀”一聲急忙用手去拽辮子，但一切都晚了……現在回憶起當時慘烈的一幕，劉艷麗依然渾身戰栗——辮子被生生拽斷，車床機器巨大的力量還撕拽下她頭部三分之二的頭皮，她頓時成了血人。
　　事故發生后，當地勞動局按規定做出認定劉艷麗的傷害為工傷事故的處理決定。但從那個悲慘的下午開始，劉艷麗好長一段時間無法面對這突如其來的晴天霹靂，面對鏡子里自己頭上那明顯的疤痕，她一直選擇足不出戶。經歷了無數個以淚洗面的日子后，在親戚朋友的開導下，劉艷麗才鼓足勇氣來到商場買了假發，重新回到工作崗位。
　　同事們都很同情這位原本極其美麗、開朗而今卻因為工傷變得郁郁寡歡、可憐至極的姑娘，領導們立即召集會議，討論后決定以后單位每年可以為她報銷兩次購買假發的費用，做到實報實銷，這讓對自己人生失去了希望的劉艷麗得到了些許的安慰。
　　在沒有發生這次工傷事故之前，劉艷麗那是何等高傲的女子，無論是在工作單位，還是在同學朋友當中，始終有一群優秀男青年簇擁在她的身邊。用現在的話講，當時在他們的心中，劉艷麗就是一位女神，很多人都暗戀著這個美麗的姑娘，有些膽大的小伙子更是公開展開追求。每到下班時間或是休息日，來和劉艷麗套近乎、邀請她出去游玩的男青年推都推不走，有時甚至幾個人爭風吃醋竟然會大打出手，他們都以能約到劉艷麗為榮耀。轉折點出現在那個令劉艷麗終生難忘的午后，因工傷事故而開始住院的那幾天，本來是有幾個人來問候的，但一見到劉艷麗頭皮受傷的程度，小伙子們一傳十，十傳百，后來這些男青年好像約好了似的，一下子全部都人間蒸發了，再也沒有出現在劉艷麗面前。劉艷麗的心情糟糕到了極點，對未來，對人生，沒有了任何的希望，有時甚至想到了自殺。
　　生活困頓，
　　報銷假發費用亦受阻
　　親戚朋友們紛紛來勸慰劉艷麗，說她的臉還是那么漂亮，眼睛還是那么大、那么亮，只要笑起來，她仍然是那么甜美，如果戴上假發，誰也看不出她和以前有什么變化。大家的鼓勵漸漸起作用了，劉艷麗終于鼓足勇氣，戴上假發來到大街上。
　　是的，一圈走下來，她真的看不出街上的人看她的眼神有什么異樣，她心里舒服多了。只是她佩戴的假發對質量的要求要比批發市場上賣的假發高檔、精細一些，質量好一些的假發對她那傷痕累累的頭皮的遮蓋效果也會更好一些。所以，劉艷麗佩戴的假發都選自于專業加工廠加工的、商場專賣的、質量稍好一些的品牌。佩戴上這樣逼真的假發，劉艷麗仿佛又找回了以前的自信，她又像其他姑娘一樣無所顧忌的笑了，并且重新積極投入到工作當中去。
　　接下來更令劉艷麗感到安慰的是，經親戚介紹，她與一位年齡相當的男青年張亮戀愛了，張亮雖然相貌平平、少言寡語，卻為人和善、忠厚老實。相處一段時間后，讓劉艷麗更加感動的是，張亮不像別人那樣嫌棄自己，還經常幫自己清洗假發套，擦洗有傷痕的頭皮，這讓劉艷麗感到很知足。結婚后，劉艷麗經常對丈夫開玩笑說，他應該感謝這場突如其來的工傷，不然自己是不會下嫁給他的。這時張亮總是笑瞇瞇地聽著，然后憨憨地笑笑，滿足地看著妻子，并會悄悄地告訴妻子，自己確實感到很幸運。再后來，小兩口有了兒子，一家人日子過得其樂融融，劉艷麗覺得上天也算對得起自己了，雖然沒了美麗的頭發，卻換來了實實在在的愛情和親情，她覺得很幸福。
　　但接下來的幾十年中，單位領導不斷更換，加之企業效益日漸下滑，不了解劉艷麗實際情況的領導們幾乎都不同意單位每年花費近6000元為一名普通的工傷職工報銷假發費用。劉艷麗無奈之下，只得在單位每次更換領導后都將當年工傷情況及現今自己家庭經濟的窘迫狀況向領導匯報，以說明對于她這樣的普通家庭來講，昂貴的假發費用是多么的不堪承受。劉艷麗一次次在陌生人面前掀開自己最不愿意示人的疤痕，如同把自己已經幾乎愈合的傷口當眾撕開并撒把鹽，為的是讓人家看到自己痛苦的模樣，以博取同情。
　　多年來，這樣的行為雖然讓劉艷麗自己和她的家人承受著巨大的心理壓力，但畢竟每次游說的結果都比較讓人滿意，領導們最終還是同意按承諾報銷了劉艷麗的假發費用。
　　2012年5月，當地醫療保險管理中心下發了《國有集體企業老工傷人員納入工傷保險統籌管理工作方案》，規定自2012年1月起當地國有集體企業老工傷人員的工傷待遇均由醫療保險機構統一支付。而醫療保險機構根據2005年頒布的該市《關于配置工傷輔助器具項目及費用限額標準有關問題的通知》規定，在工傷輔助器具中并沒有“假發”這一項目，所以當劉艷麗像往常一樣拿著購買假發的發票找到市醫療保險機構要求報銷時，保險機構當即以沒有此項輔助器具項目為由拒絕了她的請求。
　　屋漏偏逢陰雨天，這個時候劉艷麗的家庭經濟狀況也陷入了極端困難的狀態。她本人患上了乳腺癌、肝硬化，丈夫張亮在長期工作及生活壓力下，患上了高血壓和糠尿病致使生活無法自理，夫妻兩人每月都要花費大量的醫療費用。在這種情況下，對于一個每月只有不到3000元退休金的家庭來說，一年負擔近6000元假發費用幾乎成了生活中無法承受之重。
　　保險機構不給報銷假發費用，讓沒有太多工傷法律理論知識的劉艷麗怎么也想不通，她認為畢竟自己受的是工傷事故，別人工傷傷到胳膊腿兒的，國家都能給予治療和相關待遇，難道就因為自己傷到的是頭皮，現如今連個遮蓋、美化一下的權利都沒有了嗎？她越想越氣憤，這也成了她一塊揮之不去的心病。為了捍衛自己的權益，為了自己僅存的美麗尊嚴，劉艷麗開始了長達一年的艱辛維權之路。
　　不懈維權，
　　討回應有的體面和尊嚴
　　劉艷麗先是來到市醫療保險管理中心調取自己當年工傷認定、工傷等級鑒定等相關材料，然后帶著這些材料來到市信訪辦。信訪辦的同志們看到她滿頭的傷痕無不從心底里同情，但提到報銷假發費用的事卻很為難，盡管大家認為其信訪的訴求是適當的，但苦于沒有相關的法律、法規依據，哪個部門都不能擅自決定為其報銷這筆費用。信訪辦的同志了解到劉艷麗家的經濟困難情況后，溝通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希望通過正常的法律程序解決這個工傷賠償程序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
　　親朋好友都勸劉艷麗不要打官司，但劉艷麗覺得，她不但是為了自己，也要為以后可能出現的與自己情況相似的工傷職工爭取合法權益。經過一番激烈的思想斗爭后，劉艷麗毅然決然地將市醫療保險管理中心起訴到法院，要求其履行法定職責，對自己購買假發的費用予以報銷。庭審中，劉艷麗理直氣壯地提出，為工傷職工配置輔助器具是國家保障其基本生活和工作的需要，是勞動部門做好工傷保險服務工作的重要內容，所以國家法律保障類似她這樣的工傷職工的合法工傷待遇是理所當然的。醫療保險中心則認為不是不作為、不報銷，而是根據相關規定無法直接給予劉艷麗相應待遇。經過法官、援助律師和劉艷麗本人不停的溝通協調，最終醫療保險中心表示，讓劉艷麗到勞動能力鑒定部門去鑒定是否需要佩戴假發，如果確實需要佩戴，醫保中心可以給予報銷一定金額。至此，劉艷麗看到了一絲希望和光明，覺得正義的陽光正一點點地照耀在自己的身上。
　　劉艷麗到法院撤回了對醫保中心的起訴，繼而又向勞動能力鑒定部門申請鑒定。經過復雜的體檢程序，市勞動能力鑒定委員會作出同意其佩戴假發的鑒定結論。但接下來事情遠沒有劉艷麗想象的那么順利，在市醫療保險管理中心接到她應當佩戴假發的鑒定意見后，雖然同意報銷相關費用，但因為沒有現成的規章制度規定標準的假發工傷待遇數額，報銷劉艷麗假發費用的工作暫時被擱淺，醫保中心也因這個客觀原因無法立即給她一個滿意的答復。
　　劉艷麗知道自己工傷理賠的先決條件已經具備，就差確定報銷假發費用的具體數額了。于是她又開始忙碌起來，她馬不停蹄地奔走于各假發的批發市場和各大商場進行調研，收集不同質量的假發的零售價格，制作成表格，提供給市醫療保險管理中心，為醫保中心的工作人員提供參考依據，并陪同醫保中心工作人員現場核實假發價格。最終，醫療保險管理中心在考慮劉艷麗的實際情況并參考其他城市假發的相關價格后，最終確定給予劉艷麗每三年報銷2000元假發費用的決定。雖然這個標準與劉艷麗期待的數額有一定的差距，但她的維權行動終于取得了成效，這讓她感到一絲欣慰。
　　2013年底，劉艷麗已經拿到了第一筆2000元假發的補助費用。但她認為，目前醫保部門參照的工傷輔助器具項目及費用限額標準是依照2005年頒布的文件，而隨著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輔助器具種類、功能和部分輔助器具的價格發生了一定變化，所以應對工傷職工增加輔助器具項目、提高費用限額標準。劉艷麗請求援助自己行政訴訟案件的代理律師向當地政府法制辦發函，希望能夠盡快對關于配置工傷輔助器具項目及費用限額標準進行修訂，對工傷職工待遇發放過程中遇到的一些新情況、新問題進行修改、完善，對有標準的重新核定報銷數額，對沒標準的，根據實際情況增加標準，以滿足工傷職工的需要。
　　2014年4月，劉艷麗在接受采訪時表示，盡管如今家庭生活依然很困難，假發的補助費用也很低，但她還是從拮據的生活費用中擠出一部分錢，到從前訂做假發的工廠委托加工以前佩戴的那種用真發制作的、質量較好的假發，以避免佩戴那種價格低廉的纖維假發時常出現的走在大街上假發被大風吹落、做飯時假發被水蒸氣吹變形等尷尬情形的發生，佩戴這種質量較好的假發能讓她更有信心地、比較體面地面對生活。
　　劉艷麗說她會一直走在維權的道路上，她要呼吁社會各界多多關心頭皮撕脫工傷職工的生活狀況，更希望相關部門能盡早出臺相應的規章制度，詳細規定頭皮撕脫的工傷傷情補助標準。
　　劉艷麗這樣一名普通的弱女子，不畏艱辛，在維權的道路上一路披荊斬棘，堅持不懈，最終不僅為自己的美麗討回了應有的尊嚴，還為全社會法治的進步做著貢獻。

• 　　35年前，劉艷麗是一位漂亮迷人的年輕姑娘。然而一次工傷事故導致她頭部三分之二頭皮撕脫，美麗的姑娘失去了一頭引以為豪的秀發，取而代之的是頭上那觸目驚心的疤痕。從此，假發成為她遮蓋傷痕的“必需品”。

  　　事故發生在1979年，當年，勞動部門就按規定做出了認定劉艷麗的傷害為工傷事故的處理決定，之后劉艷麗所在單位也對她每年購買假發的費用予以報銷。但隨著當地醫療保險制度的改革，從2012年起當地國有集體企業原有工傷人員的工傷待遇均由醫療保險機構統一支付，而“假發”并不在相關文件對于“工傷輔助器具項目”的規定當中。無奈之下，劉艷麗將醫療保險機構告上了法庭。從啟動行政訴訟狀告保險管理部門不履行行政給付法定職責，到向勞動能力鑒定部門申請鑒定要求佩戴假發;從配合醫療保險機構考查假發市場零售價格、確定給付金額，到建議修改工傷輔助器具標準，劉艷麗在維權的路上堅持不懈地努力著，最終為自己討得了基本的“美麗保障”。

  　　晴天霹靂，

  　　突如其來的工傷斷送了美麗

  　　年輕時的劉艷麗濃眉大眼，身材高挑，特別是一頭烏黑油亮的長發更成了她的“標簽”。那一米長的大辮子，讓她在所到之處總是引來注目無數。

  　　25歲時劉艷麗還沒有確定正式的戀愛對象，在那個結婚普遍比較早的年代，很多女孩子到了這個歲數未嫁，早就有了危機感，而劉艷麗卻不同。追求她的小伙子都能排成一個“加強連”了，她的心氣很高，暗下決心一定要找到一位各方面都優秀的男子相伴一生。

  　　令劉艷麗做夢也想不到的是，1979年10月6日，正是自己那個人見人愛的大辮子結束了她對美好人生的憧憬。當天下午2點50分，時任東北某市臺秤廠團支部書記的劉艷麗到車間向工友李根生收取團費，當時李根生正在車床上操作機器，他一邊忙著車工一邊告訴劉艷麗：“我今天沒帶錢，明天再交給你”，不料就在劉艷麗轉身要離開時，她長長的辮子瞬間被車床光杠纏上，她“哎呀”一聲急忙用手去拽辮子，但一切都晚了……現在回憶起當時慘烈的一幕，劉艷麗依然渾身戰栗——辮子被生生拽斷，車床機器巨大的力量還撕拽下她頭部三分之二的頭皮，她頓時成了血人。

  　　事故發生后，當地勞動局按規定做出認定劉艷麗的傷害為工傷事故的處理決定。但從那個悲慘的下午開始，劉艷麗好長一段時間無法面對這突如其來的晴天霹靂，面對鏡子里自己頭上那明顯的疤痕，她一直選擇足不出戶。經歷了無數個以淚洗面的日子后，在親戚朋友的開導下，劉艷麗才鼓足勇氣來到商場買了假發，重新回到工作崗位。

  　　同事們都很同情這位原本極其美麗、開朗而今卻因為工傷變得郁郁寡歡、可憐至極的姑娘，領導們立即召集會議，討論后決定以后單位每年可以為她報銷兩次購買假發的費用，做到實報實銷，這讓對自己人生失去了希望的劉艷麗得到了些許的安慰。

  　　在沒有發生這次工傷事故之前，劉艷麗那是何等高傲的女子，無論是在工作單位，還是在同學朋友當中，始終有一群優秀男青年簇擁在她的身邊。用現在的話講，當時在他們的心中，劉艷麗就是一位女神，很多人都暗戀著這個美麗的姑娘，有些膽大的小伙子更是公開展開追求。每到下班時間或是休息日，來和劉艷麗套近乎、邀請她出去游玩的男青年推都推不走，有時甚至幾個人爭風吃醋竟然會大打出手，他們都以能約到劉艷麗為榮耀。轉折點出現在那個令劉艷麗終生難忘的午后，因工傷事故而開始住院的那幾天，本來是有幾個人來問候的，但一見到劉艷麗頭皮受傷的程度，小伙子們一傳十，十傳百，后來這些男青年好像約好了似的，一下子全部都人間蒸發了，再也沒有出現在劉艷麗面前。劉艷麗的心情糟糕到了極點，對未來，對人生，沒有了任何的希望，有時甚至想到了自殺。

  　　生活困頓，

  　　報銷假發費用亦受阻

  　　親戚朋友們紛紛來勸慰劉艷麗，說她的臉還是那么漂亮，眼睛還是那么大、那么亮，只要笑起來，她仍然是那么甜美，如果戴上假發，誰也看不出她和以前有什么變化。大家的鼓勵漸漸起作用了，劉艷麗終于鼓足勇氣，戴上假發來到大街上。

  　　是的，一圈走下來，她真的看不出街上的人看她的眼神有什么異樣，她心里舒服多了。只是她佩戴的假發對質量的要求要比批發市場上賣的假發高檔、精細一些，質量好一些的假發對她那傷痕累累的頭皮的遮蓋效果也會更好一些。所以，劉艷麗佩戴的假發都選自于專業加工廠加工的、商場專賣的、質量稍好一些的品牌。佩戴上這樣逼真的假發，劉艷麗仿佛又找回了以前的自信，她又像其他姑娘一樣無所顧忌的笑了，并且重新積極投入到工作當中去。

  　　接下來更令劉艷麗感到安慰的是，經親戚介紹，她與一位年齡相當的男青年張亮戀愛了，張亮雖然相貌平平、少言寡語，卻為人和善、忠厚老實。相處一段時間后，讓劉艷麗更加感動的是，張亮不像別人那樣嫌棄自己，還經常幫自己清洗假發套，擦洗有傷痕的頭皮，這讓劉艷麗感到很知足。結婚后，劉艷麗經常對丈夫開玩笑說，他應該感謝這場突如其來的工傷，不然自己是不會下嫁給他的。這時張亮總是笑瞇瞇地聽著，然后憨憨地笑笑，滿足地看著妻子，并會悄悄地告訴妻子，自己確實感到很幸運。再后來，小兩口有了兒子，一家人日子過得其樂融融，劉艷麗覺得上天也算對得起自己了，雖然沒了美麗的頭發，卻換來了實實在在的愛情和親情，她覺得很幸福。

  　　但接下來的幾十年中，單位領導不斷更換，加之企業效益日漸下滑，不了解劉艷麗實際情況的領導們幾乎都不同意單位每年花費近6000元為一名普通的工傷職工報銷假發費用。劉艷麗無奈之下，只得在單位每次更換領導后都將當年工傷情況及現今自己家庭經濟的窘迫狀況向領導匯報，以說明對于她這樣的普通家庭來講，昂貴的假發費用是多么的不堪承受。劉艷麗一次次在陌生人面前掀開自己最不愿意示人的疤痕，如同把自己已經幾乎愈合的傷口當眾撕開并撒把鹽，為的是讓人家看到自己痛苦的模樣，以博取同情。

  　　多年來，這樣的行為雖然讓劉艷麗自己和她的家人承受著巨大的心理壓力，但畢竟每次游說的結果都比較讓人滿意，領導們最終還是同意按承諾報銷了劉艷麗的假發費用。

  　　2012年5月，當地醫療保險管理中心下發了《國有集體企業老工傷人員納入工傷保險統籌管理工作方案》，規定自2012年1月起當地國有集體企業老工傷人員的工傷待遇均由醫療保險機構統一支付。而醫療保險機構根據2005年頒布的該市《關于配置工傷輔助器具項目及費用限額標準有關問題的通知》規定，在工傷輔助器具中并沒有“假發”這一項目，所以當劉艷麗像往常一樣拿著購買假發的發票找到市醫療保險機構要求報銷時，保險機構當即以沒有此項輔助器具項目為由拒絕了她的請求。

  　　屋漏偏逢陰雨天，這個時候劉艷麗的家庭經濟狀況也陷入了極端困難的狀態。她本人患上了乳腺癌、肝硬化，丈夫張亮在長期工作及生活壓力下，患上了高血壓和糠尿病致使生活無法自理，夫妻兩人每月都要花費大量的醫療費用。在這種情況下，對于一個每月只有不到3000元退休金的家庭來說，一年負擔近6000元假發費用幾乎成了生活中無法承受之重。

  　　保險機構不給報銷假發費用，讓沒有太多工傷法律理論知識的劉艷麗怎么也想不通，她認為畢竟自己受的是工傷事故，別人工傷傷到胳膊腿兒的，國家都能給予治療和相關待遇，難道就因為自己傷到的是頭皮，現如今連個遮蓋、美化一下的權利都沒有了嗎?她越想越氣憤，這也成了她一塊揮之不去的心病。為了捍衛自己的權益，為了自己僅存的美麗尊嚴，劉艷麗開始了長達一年的艱辛維權之路。

  　　不懈維權，

  　　討回應有的體面和尊嚴

  　　劉艷麗先是來到市醫療保險管理中心調取自己當年工傷認定、工傷等級鑒定等相關材料，然后帶著這些材料來到市信訪辦。信訪辦的同志們看到她滿頭的傷痕無不從心底里同情，但提到報銷假發費用的事卻很為難，盡管大家認為其信訪的訴求是適當的，但苦于沒有相關的法律、法規依據，哪個部門都不能擅自決定為其報銷這筆費用。信訪辦的同志了解到劉艷麗家的經濟困難情況后，溝通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希望通過正常的法律程序解決這個工傷賠償程序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

  　　親朋好友都勸劉艷麗不要打官司，但劉艷麗覺得，她不但是為了自己，也要為以后可能出現的與自己情況相似的工傷職工爭取合法權益。經過一番激烈的思想斗爭后，劉艷麗毅然決然地將市醫療保險管理中心起訴到法院，要求其履行法定職責，對自己購買假發的費用予以報銷。庭審中，劉艷麗理直氣壯地提出，為工傷職工配置輔助器具是國家保障其基本生活和工作的需要，是勞動部門做好工傷保險服務工作的重要內容，所以國家法律保障類似她這樣的工傷職工的合法工傷待遇是理所當然的。醫療保險中心則認為不是不作為、不報銷，而是根據相關規定無法直接給予劉艷麗相應待遇。經過法官、援助律師和劉艷麗本人不停的溝通協調，最終醫療保險中心表示，讓劉艷麗到勞動能力鑒定部門去鑒定是否需要佩戴假發，如果確實需要佩戴，醫保中心可以給予報銷一定金額。至此，劉艷麗看到了一絲希望和光明，覺得正義的陽光正一點點地照耀在自己的身上。

  　　劉艷麗到法院撤回了對醫保中心的起訴，繼而又向勞動能力鑒定部門申請鑒定。經過復雜的體檢程序，市勞動能力鑒定委員會作出同意其佩戴假發的鑒定結論。但接下來事情遠沒有劉艷麗想象的那么順利，在市醫療保險管理中心接到她應當佩戴假發的鑒定意見后，雖然同意報銷相關費用，但因為沒有現成的規章制度規定標準的假發工傷待遇數額，報銷劉艷麗假發費用的工作暫時被擱淺，醫保中心也因這個客觀原因無法立即給她一個滿意的答復。

  　　劉艷麗知道自己工傷理賠的先決條件已經具備，就差確定報銷假發費用的具體數額了。于是她又開始忙碌起來，她馬不停蹄地奔走于各假發的批發市場和各大商場進行調研，收集不同質量的假發的零售價格，制作成表格，提供給市醫療保險管理中心，為醫保中心的工作人員提供參考依據，并陪同醫保中心工作人員現場核實假發價格。最終，醫療保險管理中心在考慮劉艷麗的實際情況并參考其他城市假發的相關價格后，最終確定給予劉艷麗每三年報銷2000元假發費用的決定。雖然這個標準與劉艷麗期待的數額有一定的差距，但她的維權行動終于取得了成效，這讓她感到一絲欣慰。

  　　2013年底，劉艷麗已經拿到了第一筆2000元假發的補助費用。但她認為，目前醫保部門參照的工傷輔助器具項目及費用限額標準是依照2005年頒布的文件，而隨著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輔助器具種類、功能和部分輔助器具的價格發生了一定變化，所以應對工傷職工增加輔助器具項目、提高費用限額標準。劉艷麗請求援助自己行政訴訟案件的代理律師向當地政府法制辦發函，希望能夠盡快對關于配置工傷輔助器具項目及費用限額標準進行修訂，對工傷職工待遇發放過程中遇到的一些新情況、新問題進行修改、完善，對有標準的重新核定報銷數額，對沒標準的，根據實際情況增加標準，以滿足工傷職工的需要。

  　　2014年4月，劉艷麗在接受采訪時表示，盡管如今家庭生活依然很困難，假發的補助費用也很低，但她還是從拮據的生活費用中擠出一部分錢，到從前訂做假發的工廠委托加工以前佩戴的那種用真發制作的、質量較好的假發，以避免佩戴那種價格低廉的纖維假發時常出現的走在大街上假發被大風吹落、做飯時假發被水蒸氣吹變形等尷尬情形的發生，佩戴這種質量較好的假發能讓她更有信心地、比較體面地面對生活。

  　　劉艷麗說她會一直走在維權的道路上，她要呼吁社會各界多多關心頭皮撕脫工傷職工的生活狀況，更希望相關部門能盡早出臺相應的規章制度，詳細規定頭皮撕脫的工傷傷情補助標準。

  　　劉艷麗這樣一名普通的弱女子，不畏艱辛，在維權的道路上一路披荊斬棘，堅持不懈，最終不僅為自己的美麗討回了應有的尊嚴，還為全社會法治的進步做著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