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覺得，任何一個美國人被阻止回家，或是去一個想去的地方時，肯定會有極大的失落感。對于我來說，雖然失去了自由出行的權利，至少現在，我每天晚上可以安心睡覺了。當把頭放在枕頭上，我覺得很舒服。因為我做了正確的事情。做這件事情的過程很困難，但我感到欣慰。”

5月29日，面對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的記者，“棱鏡門”曝光者愛德華·斯諾登在播出的長達40分鐘的采訪中，口齒伶俐、思維敏捷。而他的臉上，帶著一年前將他介紹給全世界的《衛報》視頻中，所沒有的釋然和輕松。

2013年6月，英國《衛報》刊登報道，講述了“美國政治史上最重要的泄密事件的主角”斯諾登的經歷，并曝光了包括“棱鏡”項目在內美國政府多個秘密情報監視項目。

撰寫文章的，是已經離職的《衛報》記者格倫·格林沃爾德。就在斯諾登接受NBC專訪的前兩周，格倫的新書《無處藏身：愛德華·斯諾登、國家安全局和美國的監控活動》在英國出版。

這本書涉及“大量來源于斯諾登給出的文件的新故事”，也第一次向全世界描述了格倫與斯諾登在香港的那段“膽戰心驚”旅程。差點錯過史上最大泄密案

早在2012年12月1日，格倫就收到過來自斯諾登的郵件。不過當時，發件人以“辛西內塔斯” (下文簡稱C)自稱——同名的羅馬農民在公元5世紀抵御外敵入侵，勝利后解甲歸田。如今，辛西內塔斯已成為為了公共利益限制甚至消滅個人權利的象征。

這封信開門見山地寫道：“通信的安全性對我來說非常重要。”C希望格倫使用PGP加密，然后才會告知格倫“一定會感興趣”的內容。1991年發明的PGP是一種用來保護網上交流和通信不被監控的工具。

其實，格倫早就打算用加密軟件。多年來，他一直在報道維基解密、泄密者、匿名黑客行動，并且與美國國家安全系統內的人通信。這些人對通信安全和被監控十分警惕。

然而，對計算機和編程能力有限的格倫來說，這個加密系統異常復雜。而且，格倫經常收到各種人提供的“轟動報道”的線索，而這些線索一旦追查下去“通常不值一提”。

C的郵件并沒有一下子引起格倫的重視。

第一封郵件收到三天后，C再度來信。這回，格倫很快回復：“我收到了，正打算著手。我沒有PGP，也不知道應該怎么安裝，不過會試著找人幫忙。”

當天晚些時候，C發給格倫清晰的PGP安裝指南，還叮囑說，如果需要人幫他熟悉這個系統，“請告訴我。世界各地懂得加密的人我都能方便地聯絡到”。格倫仍然什么都沒做，他依舊不相信C掌握著有價值的線索。

見格倫沒有動靜，C又制作了一部10分鐘的視頻：《教新聞記者使用PGP》發給他。

后來，當格倫終于見到了斯諾登，后者描述了當時的沮喪心情：“我準備好犧牲自由甚至生命，將這個國家最秘密機構的幾千頁絕密文件交給這個家伙，這些文件足以制造幾十個甚至上百個獨家新聞，然而，這個家伙卻因為怕麻煩而不肯安裝加密軟件。” “直覺告訴我，這個人是認真的”

2013年4月18日，格倫從巴西里約熱內盧飛往美國紐約。當飛機降落在肯尼迪機場時，他收到了紀錄片制作人勞拉·波伊特拉斯的郵件。“這個星期你在美國嗎?”勞拉寫道，“我想告訴你一些事，不過最好面談。”

見面后，在勞拉的堅持下，兩人換了兩次座位，確保沒人能聽見，才開始談話。勞拉告訴格倫，自己有“非常重要且敏感的問題”想討論，因此希望他要么拆掉手機電池，要么將手機放在賓館房間內。

格倫發現手機電池無法拆除，便將它送回了房間。隨后，勞拉切入正題——她收到一系列匿名郵件，發件人似乎既誠實又嚴肅。此君聲稱，有機會獲得證明美國政府暗中監視本國和世界公民的絕密文件。他打算將這些文件提供給她，并指名格倫跟勞拉一起披露和報道它們。

勞拉從包里拿出幾張紙遞給格倫。閱讀后，格倫才發現這正是C的兩封郵件。“我無法清楚地解釋原因，但直覺告訴我這個人是認真的，就像他自己說的那樣。”格倫說。“我也是，”勞拉回答，“從未懷疑。”她認為，應該立刻到香港去，見見信息源。

此前，格倫一直以為C身處馬里蘭州或者弗吉尼亞。“一個能夠窺視美國絕密文件的家伙在香港做什么?”格倫腦中的疑問越來越強烈。而問題的答案，只有C才能告訴他。

之后與C的交流變得順暢起來。那天，他們在網上聊了兩個小時。“我惟一的恐懼就是，”C說，“人們看到這些文件，聳聳肩就過去了，我害怕他們會說‘我們對此毫不關心’。我怕白白犧牲了我的生活。”

“我認為那樣的事不會發生。”格倫回答。但敲完這句話，他卻無法為此做擔保，多年來報道NSA濫用職權的經驗告訴他，想引起人們對國家秘密監控的嚴肅擔憂，并非易事。

不過，“我愿意盡我所能報道這件事。”格倫輸入了這句話。這時，他對C的姓名、工作地點、年齡等信息一無所知。愛德華·約瑟夫·斯諾登

出發去香港前，C給了格倫一些檔案，以便于后者了解自己的信息來源。

第一批文件包含25份檔案，格倫隨便點擊了其中一個，只見上頭用紅字寫著“絕密/通信情報/不外泄”。這意味著這些文件是受法律保護的最高機密，顯然，它們來自美國國家安全局。在這個機構60年的歷史中，從沒有如此高級別的機密文件泄露過。

2013年6月2日，當飛機在香港降落，格倫確定了兩件事：第一，C有政治敏銳度，能夠識別出重要的文件，他也很理智，挑選、分析和描述幾千份檔案的方式可以證明這一點;第二，C是個典型的泄密者。“如果泄露保密機構向國會公開撒謊的內容還不算泄密，那還有什么算呢?”

飛機落地前，格倫讀的最后一份文件寫著“自我陳述”。這份內容包含了其他文件都沒有的信息：C的真名實姓。

“我知道我會為我的行為付出代價，讓這些信息回歸公眾意味著我的末日……我曾經目睹過政府最黑暗的角落，我知道他們最害怕的就是光明。”

愛德華·約瑟夫·斯諾登，社保號碼*****CIA化名“*****”CIA身份編碼*****

前高級顧問/美國國家安全局，公司掩護

前陸軍校官/美國中央情報局，外交掩護

前講師/美國中央情報局，公司掩護。

“我們接下來將討論的內容，只能成為新聞里的內容”

按照格倫的原計劃，他與勞拉入住賓館后，就會與斯諾登見面。不過，當他在房間打開電腦，在加密的聊天程序中找到斯諾登后，后者表示，“如果你們晚上過來的話，比較容易引起注意。兩個美國人在晚上登記入住本就是一件奇怪的事情，會很快被人們注意到。如果你們早上過來，會顯得自然點。”

于是，見面時間推至第二天。6月3日，坐進前往斯諾登所住賓館的出租車后，一向話多的勞拉卻不愿意說話。下車后，她才悄悄告訴格倫，自己擔心“出租車司機是密探”。

當出租車停在了米拉(Mira)酒店門口，格倫被酒店的豪華程度“小小地震驚了一下”——斯諾登竟然選擇了這個價格昂貴，一個晚上就要幾百美元的地方。

徘徊了15分鐘以后，兩人才抵達事先約定的見面地點——位于酒店三層的一個會客廳。地點是斯諾登選定的，這里既可以避免他所謂的“人潮”，也不會特別隱蔽，等人的話很容易被注意到。

按照斯諾登的見面計劃，他們在三層詢問遇到的第一個服務員，這里是否有一間營業的餐館——這樣做，是為了給在附近徘徊的斯諾登一個“我們已經來了”的信號。

之后，兩人走入會客廳，坐在沙發上等候。“接頭”時間有兩個，10時和10時20分。如果在10時02分斯諾登沒有進入會議室，那么兩人需要離開這個會客廳，等到10時20分再進來。

“我們怎么能知道哪個人是他呢?”格倫問勞拉。“他會拿著一個魔方。”勞拉說。格倫笑出了聲。“這種情況太奇怪、極端、不可能了。我想，這是發生在香港的超現實主義的國際驚險小說。”后來，他在書中這樣描述當時的心情。但也因此，格倫輕松不少。

安靜等待了5分鐘后，沒有人進來。兩人馬上離開，在附近的一個房間又等待了15分鐘。10時20分，他們再次進入會客廳，坐在沙發上。沙發面對著一面巨大的鏡子，格倫不用回頭，也能看到后面是否有人靠近。

兩分鐘后，有人進屋了。鏡子中出現了一個男人，看起來似乎很年輕，穿著白色帶有幾個褪色字母T恤衫，牛仔褲，戴著時髦的書生眼鏡，留著山羊胡子，看起來剛剛打理過。他的左手，正快速地轉動著一個魔方。

格倫馬上站了起來，對面的斯諾登對他說：“你好。”但沒有伸手與格倫握手——按照計劃，這次會面應該裝成“偶然”遇到的樣子。“那么，跟我走吧。”斯諾登說。他有些緊張，很明顯能看出來。

乘坐電梯抵達10層，斯諾登從錢包中拿出鑰匙卡，打開門。“請進!”他說，“很抱歉有點亂，但是我基本在接下來的幾周內不會離開房間。”

三人坐定，斯諾登突然提起安全問題，堅持讓格倫把電池拿掉，或者把手機放在房間的冰箱中。“那樣至少會消音，讓偷聽更困難。”斯諾登說。

在格倫把手機放進冰箱的時候，斯諾登從床上拿了一個枕頭堵住了門下方的門縫。“這是為了提防走廊里路過的人。”他解釋。“我們接下來將討論的內容，只能成為新聞里的內容。”他半開玩笑地說。

“我有很多問題想問你，我將一個一個地問你，如果你準備好了的話，我們就開始吧。”格倫說。

“可以。”斯諾登語畢，格倫感覺到，他稍稍松了一口氣。

這一次采訪進行了5個小時。

根據斯諾登的講述，他是5月20日從夏威夷抵達香港的。與格倫想象的不一樣，斯諾登不僅用自己的名字登記入住米拉酒店，還用自己的信用卡付賬。

對于如此公開的舉動，斯諾登解釋稱，因為自己的行蹤遲早會被政府、媒體和每一個人詳細知道。“我不打算隱藏什么，或者隱藏我是誰，”斯諾登說，“所以我沒有理由躲起來，為陰謀論或者妖魔化我的行為提供理由。” “每一步都走得像一個偏執狂”

2013年6月5日，英國《衛報》扔出了第一顆輿論炸彈：美國國家安全局有一項代號為“棱鏡”的秘密項目，要求電信巨頭威瑞森公司必須每天上交數百萬用戶的通話記錄。

一時間，美國輿論嘩然。而遠在香港的格倫，則繼續按照計劃和斯諾登見面。當走進房間，他發現斯諾登正在收看CNN。電視熒幕上，嘉賓們正為這一切憤憤不平，幾乎每一個人都在公開譴責大規模監聽。

“我看了你的報道，每個人都知道了。”斯諾登顯得很興奮。而此時的格倫，腦子里卻明白，伴隨著披露信息的增多，斯諾登的自由也開始進入了倒計時。

之后的幾天時間內，斯諾登引發的輿論風暴繼續發酵，而他本人也變得對安全越來越謹慎。每當格倫進入房間，斯諾登都會拿起多余的枕頭抵住門。而每當他要用電腦給格倫看文件，都會用毯子蒙住頭，防止天花板上的攝像頭拍到密碼。氣氛時常變得緊張，以至于有時候房間的電話突然響起，客房部詢問是否需要打掃房間時，他們都會被嚇一跳。

這種氛圍下，格倫也受到了影響。他腦中始終記得斯諾登“確保安全”的提示：永遠不要和裝滿文件的電腦、存儲器分開，以免被篡改，或是被偷走。于是，無論什么時候，什么地方，格倫永遠背著他那個沉重的雙肩包。“我的每一步都走得像一個偏執狂，不時地回頭，每當有人經過，我都會更緊地抓住背包。”在書中，格倫這樣描述道。

2013年6月6日，格倫剛踏入斯諾登的房間，斯諾登就立刻告訴他，自己得到了“一點警告”——他夏威夷家中的安全設備監測到，兩個來自美國國家安全局的人搜查過他家。斯諾登幾乎確定，這意味著國家安全局已經確認，自己可能就是泄密的信息源。